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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门挣钱的人》到《电影艺术》——读1983年电影剧本印象

《出门挣钱的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上映时间是1983年。张郁强导演,陈士濂编剧,李少红在其中做副导演。这部影片在当时反响不大,在一本各大厂都参与的编年纪事上,1983年的北影厂部分没有这部影片的任何创作信息,只在年底罗列的一堆影片中,出现过它的名字。

翻阅当年的资料,只见到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写人——读1983年电影文学剧本印象》,任殷,《电影艺术》1984年第8期)提及这部影片的剧本。文章提到本片是写“四个牧区农民在责任制鼓舞下出门承包副业,途中遇歹徒斗争,发扬风格”的故事。文章认为剧本以写事件、写问题为中心,偏离了人物性格去构筑为主题服务的情节,其中的四个人物基本是为交代情节而活着的,形象空泛,因此导致了思想无力。

80年代有一个关键词是“反平庸”,上述作者显然认为这部影片是平庸的。笔者未曾看过剧本,不知道影片是否完全遵循剧本拍摄,但可以想象到,无论从编剧、摄影还是导演调度,本片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意外发现了一部被忽略的佳作,只是非常偶然地在网上邂逅了这部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影片,然后做了一些笔记,谈一下我的感想。

当然,笔者也的确是在思考我们如何去观看一部距今40年的十分普通的影片。就中国80年代电影研究局面而言,我们的研究视角多是精英主义的,多以“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为主轴和框架,正如大家所见。对于大量难以归纳其中的影片,除了“娱乐片”这个范畴,往往很少其他的研究思路将更多的影片纳入进来。这当然也是无奈之举。

但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发现一部不怎么成功的平庸的影片,一样具有解读历史与还原历史的潜力,可以发现它不仅仅是作为电影文本,也作为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所具有的价值。当然这样的观看和理解,在今天必然是另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批判性而非欣赏性的,是“病灶式”的文化观察。

《出门挣钱的人》这个片名今天看过于寡淡,但在当年应该能产生惊奇和刺激,影片开始就交代了西部某村的生产队长,招呼村里的其他三个人一起出门“干副业”,他们的诉求很清晰,大保是为了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尕顺是为了赚钱娶媳妇,马大爷是为了修房子,他的孙女则强烈要求他带回一只羊来。

在影片的呈现中,这个村子自然是非常穷困的,这形成了他们出门挣钱的动机。他们的行动显然都有为了个人的利益诉求。他们上路了,外边空间广阔,风景很好,影片在青海拍摄,镜头中有美丽的青海湖和草原,还有桀骜不驯会唱歌的牧羊女。

但是,迅速地,他们遇到了一个有着208头羊的羊群,这个羊群后来证实是国有农场丢失的财产。他们是留下来保护这群羊,还是不管这群羊,抓紧赶路赚钱?因为签了合同,若保护这群羊,他们出门挣钱的计划就会失败。

电影故事线上这个迅速设定的道德困境不禁令人莞尔,这种情况在80年代早期太多了。在中国电影叙事的历史上,那时候的人们是无法好好出门挣钱的,在挣钱之前,他必须先遭遇灵魂的拷问,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战。80年代电影中的个体经营者,尤其在80年代中早期的电影中,他们在道德上都备受质疑,他们必须经受这一关考验,才能顺畅的展开个体商业活动。

这样一层伦理思辨,在现实生活的个人身上,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当时的电影制作属于电影厂,尤其是一个主体性没有那么强、本着干好“本职工作”的态度进行创作的群体,它的思考更倾向于从权威化的意识层面来思考和忧虑。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思辨成为当时电影普遍的思想结构模型,也代表了那是一个普遍的困惑,是那个年代需要处理的问题。出门挣钱的人在当时看是一个脱离了旧有秩序的人,所以带有冒险性质,但以今人的目光来看,这种为了个人做出的举措是符合经济自发秩序的,他们不是失序和脱序的表征,而是重建良性秩序的开拓者,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转向一种自主状态的试验。

可以联想一下《芙蓉镇》,秦书田和胡玉音的桃花源在个体户经营的米粉店里。秦书田坚持留在米粉店,据说不是原剧本中有的,而是富有山林野逸气息的阿城的建议。这不是一般的逃避什么,而是这其中包含个人主体性的经济原理。

在遇到这群丢失的羊群的时候,三个人各有态度,尕顺是单纯善良而有责任心的,他坚持留下来照看羊群,在这个过程中还和本地牧民姑娘彼此产生了好感。大保在抱怨中也留下来了。其实队长和马大爷之前有矛盾,队长曾经将马大爷的自留羊给充公,这个行为在今天来看,则公私处理的原则已经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互相谅解。他们在保护他人的财产的过程中,都不再坚持以副业为重的想法。当然期间队长也曾想将羊通过“歹徒”卖掉,但最终改变了想法。

为了交代羊群的来龙去脉,电影另有一条线,一个国营农场面临解散,理由是退农还牧,主任为农场清算账目,发现少了200只羊,但又不确定。主任老婆为丈夫职位着想,劝他快去州上活动。她来办公室拿废纸生火做饭,先是拿了一堆财产清单,被丈夫阻止,又拿出一堆奖状,说,这个总没用了吧。但丈夫说,难说。

当主任见到这群羊,打算将它们便宜处理给牧民一家,然后匆匆离去,这时候尕顺上去说,我们是出来搞副业挣钱的。然后主任拿出一张奖状来,送给尕顺四人。但牧民一家告诉主任,你不能这样做!

在更早的叙事中,做好事的人一定会拒绝任何物质奖励,这样才使得他的行为变得更为纯洁。奖状是以符号和象征来管理的机制的一部分。可见1983年的叙事虽然保存了之前集体主义思路,但也有往前推进的地方。

影片的结尾是四人继续赶路,路上忽然听到羊叫,原来是牧民一家将羊放在他们车上,而尕顺也发现了牧羊女偷偷送给他的项链。他们这一程的事业眼看着黄了,却由于为国家和集体做好事,他们有了意外的收获,马大爷获得了孙女要求的羊,而尕顺也约等于娶上了媳妇。

集体与个人的思辨在80年代初电影中的普遍存在,由今日视之,是一种强行设立的矛盾对立,一种强迫症般的存在。本片叙事往前推进的一步在于,个人的利益在这里已经有所觉醒,这是符合人性的,但它的思辨仍然远远不够。它通过叙事,将电影制作成了另外一种奖状,用来鼓舞人心。这也间接承认了象征和符号的权力,完成了与旧价值观念的对接,这也许是它真正平庸的地方。(王小鲁)

《出门挣钱的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上映时间是1983年。张郁强导演,陈士濂编剧,李少红在其中做副导演。这部影片在当时反响不大,在一本各大厂都参与的编年纪事上,1983年的北影厂部分没有这部影片的任何创作信息,只在年底罗列的一堆影片中,出现过它的名字。

翻阅当年的资料,只见到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写人——读1983年电影文学剧本印象》,任殷,《电影艺术》1984年第8期)提及这部影片的剧本。文章提到本片是写“四个牧区农民在责任制鼓舞下出门承包副业,途中遇歹徒斗争,发扬风格”的故事。文章认为剧本以写事件、写问题为中心,偏离了人物性格去构筑为主题服务的情节,其中的四个人物基本是为交代情节而活着的,形象空泛,因此导致了思想无力。

80年代有一个关键词是“反平庸”,上述作者显然认为这部影片是平庸的。笔者未曾看过剧本,不知道影片是否完全遵循剧本拍摄,但可以想象到,无论从编剧、摄影还是导演调度,本片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意外发现了一部被忽略的佳作,只是非常偶然地在网上邂逅了这部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影片,然后做了一些笔记,谈一下我的感想。

当然,笔者也的确是在思考我们如何去观看一部距今40年的十分普通的影片。就中国80年代电影研究局面而言,我们的研究视角多是精英主义的,多以“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为主轴和框架,正如大家所见。对于大量难以归纳其中的影片,除了“娱乐片”这个范畴,往往很少其他的研究思路将更多的影片纳入进来。这当然也是无奈之举。

但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发现一部不怎么成功的平庸的影片,一样具有解读历史与还原历史的潜力,可以发现它不仅仅是作为电影文本,也作为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所具有的价值。当然这样的观看和理解,在今天必然是另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批判性而非欣赏性的,是“病灶式”的文化观察。

《出门挣钱的人》这个片名今天看过于寡淡,但在当年应该能产生惊奇和刺激,影片开始就交代了西部某村的生产队长,招呼村里的其他三个人一起出门“干副业”,他们的诉求很清晰,大保是为了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尕顺是为了赚钱娶媳妇,马大爷是为了修房子,他的孙女则强烈要求他带回一只羊来。

在影片的呈现中,这个村子自然是非常穷困的,这形成了他们出门挣钱的动机。他们的行动显然都有为了个人的利益诉求。他们上路了,外边空间广阔,风景很好,影片在青海拍摄,镜头中有美丽的青海湖和草原,还有桀骜不驯会唱歌的牧羊女。

但是,迅速地,他们遇到了一个有着208头羊的羊群,这个羊群后来证实是国有农场丢失的财产。他们是留下来保护这群羊,还是不管这群羊,抓紧赶路赚钱?因为签了合同,若保护这群羊,他们出门挣钱的计划就会失败。

电影故事线上这个迅速设定的道德困境不禁令人莞尔,这种情况在80年代早期太多了。在中国电影叙事的历史上,那时候的人们是无法好好出门挣钱的,在挣钱之前,他必须先遭遇灵魂的拷问,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战。80年代电影中的个体经营者,尤其在80年代中早期的电影中,他们在道德上都备受质疑,他们必须经受这一关考验,才能顺畅的展开个体商业活动。

这样一层伦理思辨,在现实生活的个人身上,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当时的电影制作属于电影厂,尤其是一个主体性没有那么强、本着干好“本职工作”的态度进行创作的群体,它的思考更倾向于从权威化的意识层面来思考和忧虑。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思辨成为当时电影普遍的思想结构模型,也代表了那是一个普遍的困惑,是那个年代需要处理的问题。出门挣钱的人在当时看是一个脱离了旧有秩序的人,所以带有冒险性质,但以今人的目光来看,这种为了个人做出的举措是符合经济自发秩序的,他们不是失序和脱序的表征,而是重建良性秩序的开拓者,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转向一种自主状态的试验。

可以联想一下《芙蓉镇》,秦书田和胡玉音的桃花源在个体户经营的米粉店里。秦书田坚持留在米粉店,据说不是原剧本中有的,而是富有山林野逸气息的阿城的建议。这不是一般的逃避什么,而是这其中包含个人主体性的经济原理。

在遇到这群丢失的羊群的时候,三个人各有态度,尕顺是单纯善良而有责任心的,他坚持留下来照看羊群,在这个过程中还和本地牧民姑娘彼此产生了好感。大保在抱怨中也留下来了。其实队长和马大爷之前有矛盾,队长曾经将马大爷的自留羊给充公,这个行为在今天来看,则公私处理的原则已经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互相谅解。他们在保护他人的财产的过程中,都不再坚持以副业为重的想法。当然期间队长也曾想将羊通过“歹徒”卖掉,但最终改变了想法。

为了交代羊群的来龙去脉,电影另有一条线,一个国营农场面临解散,理由是退农还牧,主任为农场清算账目,发现少了200只羊,但又不确定。主任老婆为丈夫职位着想,劝他快去州上活动。她来办公室拿废纸生火做饭,先是拿了一堆财产清单,被丈夫阻止,又拿出一堆奖状,说,这个总没用了吧。但丈夫说,难说。

当主任见到这群羊,打算将它们便宜处理给牧民一家,然后匆匆离去,这时候尕顺上去说,我们是出来搞副业挣钱的。然后主任拿出一张奖状来,送给尕顺四人。但牧民一家告诉主任,你不能这样做!

在更早的叙事中,做好事的人一定会拒绝任何物质奖励,这样才使得他的行为变得更为纯洁。奖状是以符号和象征来管理的机制的一部分。可见1983年的叙事虽然保存了之前集体主义思路,但也有往前推进的地方。

影片的结尾是四人继续赶路,路上忽然听到羊叫,原来是牧民一家将羊放在他们车上,而尕顺也发现了牧羊女偷偷送给他的项链。他们这一程的事业眼看着黄了,却由于为国家和集体做好事,他们有了意外的收获,马大爷获得了孙女要求的羊,而尕顺也约等于娶上了媳妇。

集体与个人的思辨在80年代初电影中的普遍存在,由今日视之,是一种强行设立的矛盾对立,一种强迫症般的存在。本片叙事往前推进的一步在于,个人的利益在这里已经有所觉醒,这是符合人性的,但它的思辨仍然远远不够。它通过叙事,将电影制作成了另外一种奖状,用来鼓舞人心。这也间接承认了象征和符号的权力,完成了与旧价值观念的对接,这也许是它真正平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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