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红/井常灿】性别霸权的想象、展演与强化:以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为例
摘 要:以往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中,女性粉丝群体可见性极高,而男性粉丝群体则基本处于“隐身”的不可见状态。这种遗忘使女性粉丝承受了主流舆论和社会大众对追星、迷族、饭圈的所有困惑、质疑和抨击,甚至可能在无形之中加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中国粉丝文化实践中是否存在男性粉丝群体?他们的粉丝文化实践与女性粉丝有怎样的区别?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平台和算法介入后形成的“多元关系社交”中,男性粉丝的性别霸权通过支配性男性气质得到张扬。男性粉丝通过客体化虚拟偶像,想象性地建构起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在粉丝群体的社交互动中,男性粉丝形成了技术化追星的集体共识,以此展演支配性男性气质;同时,男性粉丝的追星行为深受平台交互界面、技术装置、数据和算法的影响,平台和资本导引并强化男性粉丝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总体上,支配性男性气质所建构的性别霸权具有明显的虚幻性。
自2005年湖南卫视综艺节目《超级女声》播出以来,中国粉丝走过了“追星”“迷族”“粉丝”“饭圈”等称谓的演变。不同的概念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话语体系和文化逻辑1,从中既能感受到西方粉丝文化理论的影响,也凸显了中国粉丝本土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在丰富的粉丝研究文献中,从性别视角考察粉丝社群成为近年来国内粉丝文化研究的热门议题,不同的粉丝类型如同人粉、耽美粉、泥塑粉,或粉丝对明星“拟亲密关系”的想象如妈粉、女友粉等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但这些研究不约而同地都将“粉丝”指向了青少年女性,将性别视角的粉丝研究等同于女性而忽视了男性,从而使现有研究有两大特征:其一,女性粉丝群体可见性极高,男性粉丝群体则基本处于“隐身”的不可见状态;其二,从性别视角出发,女性性别气质的想象与认同、女性对男性气质的想象与认同、男性对女性的想象与认同不同程度地得到研究,但男性对自身性别气质的想象与认同却付之阙如。也就是说,在中国本土明星/偶像与粉丝文化的研究脉络中,男性粉丝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整体性被遗忘了。这种遗忘,是当代粉丝文化实践不该出现的情况;反过来,这种遗忘也使女性粉丝成为“独舞者”,承受了主流舆论和社会大众对追星、迷族、饭圈的所有困惑、质疑和抨击,更进一步,甚至可能在无形之中加剧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冲突。那么,中国粉丝文化实践中是否存在男性粉丝群体?他们的粉丝文化实践与女性粉丝有怎样的区别?男性粉丝在与明星/偶像的互动社会关系中,如何想象和建构自身的男性气质?或者说,男性气质的想象如何受之于粉丝文化愈亦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结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本土男性粉丝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资料图】
一、“多元社交关系”建构的男性性别霸权在明星/偶像与粉丝的关系研究中,“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获得普遍认同,并有着丰富的研究文献。在研究者看来,粉丝对明星/偶像的喜爱是一个“丰富自我的过程”2,是从想象的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共鸣、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青春期偶像崇拜或女孩力量(girl power)的体现3。在粉丝文化转向粉丝经济之后,泛娱乐业出现了大量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形象,即生理/身体性别为男性,但行为、风格、样貌、言辞及欲望倾向表现得更具有传统女性气质,被认为是迎合了女性粉丝想象的男性形象,使男性失去主体地位4。女性气质的男性形象甚至引发了全社会对年轻男性生理特征混淆、性格柔弱的“男性气质危机”讨论。
“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是与“女性气质”相对的一个概念,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视域来看,男性气质指拥有阳刚、独立、力量、权力、控制等男性生理特性和社会性别属性相融合的男性性格、行为、角色和特征。“男性气质”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社会性别实践形构的。“性别是那种始终与身体和身体做什么有关,但不能还原为身体的社会实践。”5康奈尔认为,任何一种男性气质都同时处于众多关系结构之中,是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非本质的、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据此,康奈尔将男性气质划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四种类型,以此说明男性气质不是男性拥有的同质化气质,在父权制中占据核心领域领导地位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他们“通过宣称体现了理性的力量并因此代表了整个社会利益而建立自己的霸权”5,并获得与荣誉、威望和权力有关的东西,甚至还获得了物质性的好处。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可视为特定的男性性别霸权,是“目前被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5支配性男性气质在宏观社会结构中,通常由政治权力、商业财富、军事力量等形构并维护,并获得支配性的标志——权威性。但康奈尔也指出,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人不一定都是最有权力的人物,文化生产和消费中的偶像、幻想的形象同样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生产和建构的场域。
在大众传媒时代,电视电影和杂志报纸虚构的主流男性形象是支配性男性气质,“树立示范性男子气质就成为支配性男性气质政治的组成部分。”5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被赋权共同参与文化生产中的性别气质建构,推动了男性气质的多样化生产和消费,尤其是在女性粉丝文化实践中,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质被弱化,多样性男性气质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而本文讨论男性粉丝的现实依据是,自从洛天依、初音未来等虚拟偶像诞生后,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追星行列,和女性粉丝相同,他们有着丰富的追星行为和偶像文化。那么,女性粉丝建构的男性气质是否适用于男性粉丝的文化实践?男性粉丝在与明星/偶像的互动社会关系中,将如何展开想象,以及建构自身支配性的、霸权的,抑或边缘性的男性气质?
在关于虚拟偶像有限的研究文献中,粉丝与虚拟偶像的互动想象、文本生产性消费得到初步研究,研究者认为虚拟偶像—粉丝的互动关系比真人偶像—粉丝关系更真实、更紧密6,但在“偶像—粉丝”关系中,缺少性别视角,仍难以揭示这种亲密关系的程度和性质。因此,本文认为,“偶像—粉丝”的研究需要从性别权力的视角,超越粉丝与明星/偶像的二元关系,缝合进粉丝与粉丝的互动,进一步接入到由复杂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多元社交关系”(multi-social relation)7中去考察,包括移动互联网环境、偶像工业、资本力量I1,尤其是以数字平台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平台社交关系。这与“偶像—粉丝”的日常文化实践所实施、展演的空间有关,更与性别气质形构的社会文化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我们已经从大众媒体时代,走过社交媒体时代,进入“平台社交”的新阶段。
“平台社交”由“平台”和“社交”组合而成。尼克·斯尔尼塞克从关系层面认为平台“提供基础设施来调解不同的群体。”I2范·迪克从技术层面界定平台为“软件、硬件和服务的提供者,有助于将社交活动编码到计算架构中。”I3数字化的“社交”则可定义成“一系列建立在web2.0技术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网络应用,它允许用户生成内容的创造和交换。”I4在尼克·斯尔尼塞克看来,早期线上社交关系的主要功能是“连通”(connectedness),目的是促使人和群体间的互动,形成参与式文化。“连通”行为发起的主体是人/群体而非技术或媒体。但是,作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平台的介入,改变了这种社交关系的格局。一方面,平台不只是“连通”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作为中介,平台不仅可以获得更多数据,还可以控制和管理游戏规则”I5,比如平台通过捕捉、追踪、记录、提取、分析人、事物以及想法,将此编码成算法来跟踪人们的欲望和行为,剥夺人/群体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通过平台形成的社交关系已经包括了两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即“人际连通”和“自动连接”,前者使网络社交化,后者让社交技术化I6。另一方面,“自动连接”是由一系列协议、接口、代码、界面等以不可见的方式自动运作,用户使用的是平台的默认系统。“默认不仅仅是技术性,也是意识形态的操纵。”I7平台以用户不可见的方式导引、控制人们的交往和连通。
最初的粉丝文化实践无疑是最为典型的“人际连通”的参与式文化,但由于“平台社交”强势进入文化生产领域,改变了当下文化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的逻辑。那么,基于社交媒体时代所形成的粉丝文化是否已经发展成为了由平台技术操纵的自动的“连接文化”?这样的追问促进我们将平台作为粉丝文化实践“多元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维度加以考察。很显然,现有粉丝文化的研究还不能为我们提供这个层面上的解释,因此,探讨平台社交、自动连接以何种权力方式参与男性粉丝基于女性偶像的性别想象和身份认同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
男性粉丝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不仅以具身的方式在现实世界存在,而且在虚拟世界以创建数字账号的方式存有,“我们占据了三个整合空间:我们降生后所处的物理空间,我们的心灵空间,以及如今的虚拟空间。”I8虚拟偶像的男性粉丝,将物理空间难以满足的情感、欲望和想象等心理需求投射到虚拟空间中自己的数字账号上,在平台社交的互动机制中,扮演一个或多个、一致或不一致的多样性的自我角色。他们生活在由各种数字账号构建的巨大“数字虚体”中I9,以现实生活逐渐萎缩的方式换取数字化“在场”。为此,我们进一步聚焦于以下问题:男性粉丝在与虚拟偶像、与粉丝群体,以及与栖身的平台和资本所组成的动态社会关系中建构、展演、想象了何种男性气质?独特的男性气质在粉丝群体互动和技术互动中以何种方式得到了强化或弱化?平台社交可见的界面和不可见的算法权力如何迎合和调节支配性男性气质?本文将以A-SOUL男性粉丝为研究对象,展开问题讨论,一方面,从性别视角将被忽略的男性粉丝群体追星文化的独特性去拓展粉丝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将粉丝研究置入粉丝—偶像、粉丝—粉丝、粉丝—平台的多元社会关系考察支配性男性气质建构中的性别霸权关系。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考量在以女性为主体的粉丝文化中少不了有男性粉丝,不过他们依附于女性粉丝群体,数量又少,难成气候,但在近年来迅速发展的虚拟歌姬、虚拟主播、虚拟数字人等虚拟偶像领域中,蛰伏着大量青少年男性粉丝。其中,依托“中之人”(虚拟形象背后的真人)和动作捕捉技术打造的虚拟偶像A-SOUL(以下简称AS)尤其引人注目。AS是字节跳动与乐华娱乐联合,于2020年12月推出的女团组合,由向晚Ava、贝拉Bella、珈乐Carol、嘉然Diana、乃琳Eileen五位成员组成。2022年5月,珈乐因故宣布“休眠”,目前其余四位成员依然活跃在某站和抖音平台。
在某站2021年“百大UP主”排行榜中,嘉然出人意料地登上榜单,与那些兼具专业性、影响力、创新性的真人UP主并驾齐驱,粉丝数超过百万;贝拉则是某站“舰长数”破万的首个虚拟主播;AS与方文山、许嵩合作的歌曲《传说的世界》登上热搜,点击量超过千万;成员周边文创产品上线即抢空;直播打赏不断破记录……这些影响力是基于粉丝庞在的点赞、打赏、消费等数据所创造的。爱奇艺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全国约有3.9亿人关注虚拟偶像20。另一份调查则显示,AS粉丝中,男性占比高达92.6%,年龄在18-25岁之间,大部分是大学生或是初入社会的打工人,女性粉丝占比仅7.4%21。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饭圈”构成以青少年女性为主体的情况截然不同。而男性粉丝的人口学特征、行为画像、消费特点、审美趣味、社交类型等问题尚且不太明晰,更惶论从性别视角考察他们的性别想象和性别建构。
为此,研究者于2021年7月至2022年8月,对AS及其粉丝群体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观看并记录AS直播时的粉丝互动、视频评论、官方账号发布的每周Q&A等内容。研究者之一通过问题考核、组规转发和学习等入圈要求后,获得进入AS粉丝豆瓣小组的资格,对粉丝聚集社区进行集中考察,包括“豆瓣魂组”“魂组汴京组”(2022年7月更名为“枝江五魂正殿”)。“豆瓣魂组”“魂组汴京组”的成员性别比虽有波动,但连续几个月的“人口普查”显示,男粉约占80%以上,女粉占20%以下。“豆瓣魂组”是AS粉丝们发布二创作品、记录偶像动态、发布应援内容的网络空间;“魂组汴京组”是粉丝用来讨论媒介事件、吐槽不快和激情对战的小组。
除参与式观察外,研究者还通过发布召集贴和私信联系,从微博、豆瓣获得10位男性粉丝,进行深度访谈(见表1,受访者基本情况表)。受访者中既有普通粉丝,也有AS粉丝微博帐号的管理者,借此考察不同身份粉丝的行为差异。受疫情影响,访谈以线上为主,每位访谈者的时长约一个半小时,采用半结构式的方式推进。
三、男性性别霸权想象:“人一机”结合的理想化女性AS是基于真人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的“中之人—二次元形象”/“人—机”合二为一的虚拟偶像,二次元形象是视觉化的形象,被粉丝们称为“皮”;“中之人”是藏在“皮”后的真人,但受“皮”的人设限定,这与初代基于语音合成软件的虚拟偶像/“纸片人”,如初音未来、洛天依不同。在更先进的动态3D动画人物形象、实时演算、动作捕捉、真人动作表演和声优配音等技术支持下,AS成为个性鲜明,能唱能跳能聊天的全能型艺人,比真人偶像、初代虚拟偶像更符合男性粉丝心目中完美的理想型女友。
“嘉然小姐就像小女朋友。我有什么开心的事会跟她分享,不快乐了也会跟她吐槽。”
“超级美,可爱,还有比较呆萌呆萌。”
男性粉丝是比较彻底的“颜控”,而AS的“皮”满足了他们的想象。AS五个成员的二次元“美萌”形象由日本设计师构想,并由字节跳动科技团队依托庞大的数据计算分析而来,因此,AS的形象和人设既来自年轻男性对于理想女性想象的数据贡献,又以“人—机”完美结合的形象反哺、放大了男性的女性想象。现在我们看到,AS成员最为典型的“美萌”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她们都是外表娇小、可爱的美少女,有着天然萌、唱跳少女、元气少女等“萌萌哒”的性格属性。“美型”与“萌属性”最受男性粉丝追捧。二、男性视角下完美女性的想象,在“美萌”前提下必须有成熟女性的身体魅力,即“幼态成熟”2的结合体,大眼睛、童颜巨乳、长腿细腰,佩戴鹿角、猫耳、毛茸茸的尾巴等萌系装饰,展现出一种没有攻击性的、楚楚动人的女性气质。在高科技公司真人动捕和非真实渲染(NPR)的加持下,AS的肌肤、毛发、衣物高度逼真而有质感,能给予粉丝全方位视听享受。三、AS夸张、极致的“美”传递男性粉丝心目中那种绝对的、纯粹的、极致的“梦幻美”,脱离现实环境。加之,AS主要活动场景是在线直播,相比真人明星偶像的舞台空间,男性粉丝与主播的距离只隔着一个屏幕,近距离互动感所产生的陪伴感、亲近感,极容易使男性粉丝产生代入感和情感共鸣,将虚拟偶像想象成“高中女同桌”“邻家妹妹”“女友”。如此,不仅能够弥补男性粉丝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亲密关系,更能够在结束一天沮丧、疲惫、无聊的工作和学习后,为他们提供放松、治愈的温暖感觉。“技术化的、人造的、可爱的和诱人的女性幻想对于男性粉丝而言远比与一位在世明星的关系更亲密、更全面。”23“完美偶像”成为男性粉丝追星的重要内驱力。
在与虚拟偶像的互动过程中,男性粉丝通常把自己想象成为情欲主体、保护者、陪伴者角色,并通过对AS的色情化、柔弱化、私有化来建构自身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想象和认同。男性气质的文化表征由多重话语表征,但男性魅力、性力量这些既与生理特征相关,又能凸显性格和精神气质的特质显得尤为重要。在支配性男性气质中,扮演和呈现男性作为情欲主体角色,是性力量的一种体现方式。劳拉·穆尔维在讨论电影的视觉叙事时认为男人看女人同时满足了凝视愉悦和自恋认同。与此相仿,男性粉丝在某站或抖音观看AS直播、视频切片时,比处身于黑暗的电影院更容易营造一种奇幻的视觉世界,既可以独立一人沉浸式观看,通过键盘或界面操作,加速、放慢、拉近、推远,反复观看,满足窥视的欲望,并带来心理精神上极大的愉悦感;同时,电脑/手机界面、弹幕等装置和功能,又可以营造出男性粉丝集体窥视的共在感,在玩梗、用梗等AS男性粉丝所特有的话语体系中,强化自恋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男性粉丝对AS身体的喜爱、占有欲的表达十分直白露骨,所有受访的男性粉丝也对这种“软色情”持有非常大的宽容和理解。
“有人豆列里收藏了一些底线特别低的东西,那个收藏夹的名字都是公开的,名字写成什么‘中华男性魅力时刻’,还有专门跟AS相关的黄文列表。我底线低,和我一样底线或比较低的人挺多的。”
观察和访谈都能发现,对部分男性粉丝来说,与其说他们是用爱为AS发电,不如说是一种自恋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偶像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着符合自己欲望的对象获得支配性的快乐。
“偶像合我胃口的话,我会乐意去了解。不合胃口的话,我就不做深入了解。”
“如果,AS的对家做出了更厉害的虚拟偶像,我当然会不开心,但是,我很想看到的。”
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受访者所说的“对胃口”“更厉害”是指虚拟偶像更具有美萌和成熟幼态感,能更好地满足男性粉丝的情欲,同时又更容易掌控和主宰女性偶像。因此,男性粉丝迷恋的不是人—机情缘,或者粉丝—偶像之间的感情,而是性,是对虚拟偶像展演出来的情色关系的想象。《厌女》一书中指出,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性器官、女人的片断肢体都是男性性幻想的触媒,表现出“厌女”(misogyny)倾向,即把女人归入能够控制的“他者”范畴中。这样的“他者”,既充满魅力又可以轻蔑。因此,无论是视为“圣女”来崇拜,还是当作“贱妇”来侮辱,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24,都是厌女表现。
常见的“女性蔑视”是以厌恶、仇恨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上野千鹤子将男性对女性的喜爱也称为“女性蔑视”,这是基于对社会性别结构复杂性的认知而得出的结论,即为了维持男性的主体性和优越性,必须将女人视为欲望客体,加以“他者化”和蔑视。男性粉丝对AS的爱和喜欢,是通过想象性的占有证明自己的魅力、力量和男性支配性气质,因此必然会将虚拟偶像客体化。比如,在直播中,AS成员乃琳有这样一段充满柔情蜜意的表白:“嗨,奶淇琳,笑容这么灿烂,声音这么明媚,想必是发生了什么快乐的事情吧,记得要来跟我讲讲哦,喜欢听你说,开心和不开心的,都告诉我吧,你在快乐的时候,乃琳也跟着快乐起来啦。”这种将男性粉丝捧为天神,因为男性的快乐而快乐的低姿态表白,很得男性粉丝认可,既满足了他们的无限性欲望和控制欲,也激起了无限膨胀的主体性和保护欲,甚至达成了“我是AS守护者”的粉丝共识——这被认为是男性性别权力的表征。
当然,在AS男性粉丝的文化实践中也有另一面,他们将虚拟偶像视作女神,高高在上,万众瞩目,而自己则是生活在阴冷湿暗中见不得光的“鼠人”,渺小又卑微。一篇广为传播的小作文《我好想做嘉然小姐的狗啊》中,粉丝自称“鼠人”,非常深情而又哀怨地对着光芒万丈的偶像,诉说自己虽然一无所有,微小如尘粒,但也要有资格,不顾自身安危地去做偶像喜欢的事。实际上,这种“鼠人感”并不来自偶像,而是大多数普通男性在男性同性群体间的认同焦虑所导致的,反应了男性粉丝之间因为社会阶层、经济能力、权力话语所折射的现实差异。当然,因为追星是在赛博空间展开的,具有粉丝平等的想象空间,因而给了敏感、自卑、焦虑的“鼠人”想象自身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并且有责任和能力,像一名真正的骑士一样去保护心中的女神,并以送她们登上更大的舞台证明自我力量为荣。
无论将虚拟偶像视作色情对象还是保护对象,实际上都是将虚拟偶像色情化、柔弱化、私有化,并视为“他者”的过程。男性粉丝对自身身份的想象和定位遵循了传统情感劳动框架下性别分工模式,即男性粉丝有能力履行守护、保护女性的职责,虚拟偶像则扮演类似浪漫伴侣的角色,无能、弱小、需要仰仗男性的保护。
四、男性性别霸权展演:理性、平等、去饭圈化的粉丝认同将虚拟偶像客体化是确认男人主体身份的性别机制,而男性之间的相互认可却是由男性世界里的霸权争斗决定的25。“群体才是男性气质的载体”26。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男性粉丝与虚拟偶像的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想象、占有、女性蔑视是他们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要件,而将视线转向男性粉丝群体的互动关系时,可以发现,获得男性粉丝的认同、接纳、赞许是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另一些要件。与已经被严重污名化、被涂抹上浓重女性性别气质的粉丝行为特征,如非理性、冲动、氪金消费等进行切割,成为男性粉丝共同认可的准则。
男性粉丝集体认同抵制无脑应援和理性支持偶像的共同守则,展演出传统男性性别霸权的主体性、理性、阳刚特质。一方面,他们反对无原则、无批判地支持偶像,认为批评、反思更有利于偶像成长。为此,他们对以肖战、蔡徐坤为代表的女性粉丝“无脑护主”“自我感动式”的追星行为表示厌恶,提出了“反全肯定”的原则,即对于偶像不完美、有瑕疵的表现,要及时向运营方提出批评和建议。比如,在AS发展初期,粉丝认为官方宣传不足,产能不足,没有能力为AS带去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开启自己为偶像引流的活动,将电竞圈、抽象圈等二次元其他圈层的粉丝导向AS虚拟偶像。另一个方面,男性粉丝提倡理性消费,反对盲目跟风消费。不同于女性粉丝/饭圈鼓励消费应援,男性粉丝不断地强调要在能够保证自己生活的前提下表达对偶像的支持。受访者认为,AS很多粉丝的消费行为仅局限于“上舰”(主播付费的VIP),实际消费额远低于其他文化娱乐的支出。与此同时,作为粉丝内部的保障机制,男性粉丝不会因为打赏和消费的多寡形成不平等的层级关系,或衡量情感轻重,相反,高额消费会被集体指责为“无脑”“盲目”。
不过,悖论的情况也常常出现。男性粉丝虽然以理性消费为主,但在粉丝集体氛围烘托和煽动下,也时常出现大额度的、过度的、超前的消费行为。比如,AS抖音的周边爆单、某站嘉然个性服饰售罄、成员们生日会时的破纪录打赏等。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是克制的理性消费,还是炫耀式的非理性消费,在男性粉丝圈其实没有定规,往往是应时应地的一种集体决策、集体意志,取决于粉丝文化实践中的一套规则和程序,比如,当AS成员劝告粉丝不要非理性花钱时,反倒激发起男性粉丝更强烈的打赏欲望。究其原因,大概与男性粉丝拒斥任何形式的支配,企图拥有完全自我可控能力相关,同时,也可能受之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的影响。“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由塞吉维克在《男人之间》一书中首先提出,指男人之间不带性的关系,是男人之间“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27,言下之意,获得男性同性的认可是男性最重要的社会性欲望,而遵守男性集体认同的原则,是解除被男性粉丝集体排除在外,并获得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最好保障。
与此相仿,男性粉丝还拒斥饭圈化追星,达成了“反粉头”“反小团体”“反指导”的基本共识,鼓励平等的个人主义追星氛围。AS最初的男性粉丝主要来自混迹V圈(虚拟主播圈)很久的老粉,经历过“中之人”被欺凌、绊爱换人、hololive因不当言论退出中国市场等或大或小的V圈恶性事件。这些经历让他们意识到,粉头、饭圈、资本下场干预将加剧粉丝生态的恶化。由此,男性粉丝间形成了两个基本且重要的诉求:一与消费有关,即拒绝资本以任何形式下场,如设立后援会、与粉头建立联系等,尽可能避免“资本入侵”,包括引导消费、鼓励氪金、付费看照片等等。二与权力有关,即抵触、排斥、反对任何形式的身份差异,既包括抗拒粉丝自发成立交流群、小团体的做法,也拒绝接受有可能产生粉头或权力等级的二创作者、组织、社区和平台。绝大多数男性粉丝不接受被管理、被控制、被征用等令他们产生主体性丧失的焦虑感的情况。
“二创作者的作品可以夸,但不许提及二创作者姓名或有有过分吹捧的行为,更不能在偶像直播时刷屏相关内容。如果有粉丝刷‘我超,信(二创作者ID)’时就有很多人反对。”
“不会因为谁花的钱多去崇拜谁吧,但其实20级粉丝牌比较有意义,更高的等级可以花钱买。”
同时,男性粉丝拒绝他人思想和舆论的牵制、影响,尤其不轻易接受意见领袖或者主流意见和看法。他们甚至制定了“三寄一加”的“反指导”原则,即“你寄吧谁啊”“我寄吧谁啊”“他寄吧谁啊”“谁代表我谁4000+(死全家)”,粗暴直白地表达不接受他人代表自己的主张。一旦粉丝权益被侵犯,就会引爆群体的激烈反抗和冲突,恶言相向、拉踩引战、乱扣帽子等等恶性行为层出不穷。正如上野千鹤子对男人说下流话的评价那样,男性粉丝群体中的粗话、暴力、羞辱等等,是男人作为主体进行相互确认的仪式,是男人气在共同恶行中产生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连带感,是特殊的“男人话语”28,男性粉丝不接受任何层级式管理和言语控制,把求助、顺从看作是软弱和没有男性气概的表现,潜藏着被不平等追星排斥在集体之外的恐惧和焦虑,这可视为男性粉丝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日常展演。
男性粉丝独特的技术追星、技术性文化生产也值得一提。与女性粉丝相仿,男性粉丝也有活跃的创作欲望和丰沛的二创作品。许多粉丝最初是因为无意间刷到粉丝创作的高质量文本、图片、视频作品,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才知道AS,并成为粉丝的。某站等平台有着大量AS粉丝的二创作品,包括创建AS维基百科、原创歌曲、改编歌曲、评书、二创切片、优秀二创合集等。与女性粉丝的差异性表现在男性粉丝带有更为明显的技术追星文化实践,他们热衷于开发各式代码作为追星的手段,比如用以检测粉丝小作文重复度的“枝网查重”、搜索圈层黑话的“枝江词典”、实时监测偶像账号动态的“AS Dynamic Deminder”网站、3D建模创作的动画作品、团体开发的STEAM游戏等。
“查重是我自己做的,原理很简单,就象在知网查重论文一样。”
“我自己做二创汇总网站,主要是方便大家看图片类二创。”
从受访者叙述中不难看出男性粉丝对于技术的自信和优越感。技术与忍耐力、逻辑性、执行力关联,在传统的性别认知中,归属于男性荣耀。“男性对技术的控制权既是他们在社会性别结构中拥有权力的产物,也是对他们权力的加强。”29男性粉丝热衷于技术追星,与他们倡导的理性、平等、去饭圈化追星同理,都是支配性男性气质在粉丝文化实践中的炫耀和展演。
五、男性性别霸权强化:平台界面、二次元基因和热评机制AS虚拟偶像通常在虚拟场景进行娱乐表演和商业活动,是集“中之人”、动捕技术、官方运营、平台、粉丝生态于一体的产物。“中之人”、动捕技术和日常运营现由字节跳动的团队直接负责。AS虚拟偶像的直播主要在某站和抖音,相应的图片、视频切片、与粉丝互动以抖音、某站、微博三大平台为主。AS所有成员在三个平台分别开设了同名个人帐号:向晚大魔王、贝拉Kira、珈乐Carol(已休眠)、嘉然今天吃什么、乃琳Queen。官方在抖音平台的账号A-SOUL脑洞波,比较简单,主要有漫画作品、音乐和直播;某站平台上的官方账号A-SOUL_Official,内容相对丰富,包括视频、专栏、直播/回放、动态、原创音乐、小剧场/直播剪辑等,日常发布AS直播预告,并回答粉丝双周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微博是女性粉丝的大本营,AS官方也开设了账号,发布内容与某站相似,但AS官方是超话的专属人,拥有掌管、运作超话的权力。三个平台官方账号和AS个人账号的大致情况如表2(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10月7日)。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虚拟偶像与男性粉丝、男性粉丝与男性粉丝之间的互动关系外,“平台”以媒介“中介”了各方的行动。换言之,互联网平台集合了虚拟偶像的日常表演、粉丝与偶像互动、粉丝群体之间互动的“多元社交关系”,发挥着“人际连通”和“自动连接”粉丝文化实践中人—机、人—人关系的功效。在以往的女性粉丝研究中,各行动主体的连通关系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上文从性别视角对于男性粉丝与虚拟偶像、男性粉丝群体之间所展开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想象与展演的讨论就是基于不同主体的连通关系。但是,除了这种以活动主体的社交性所构成的“连通关系”外,我们更应该关注到平台的“自动连接”。“自动连接”也可称为算法连接,即平台通过将人、事物以及想法之间的编码或以算法来跟踪人们的欲望,在不为人知的情况生成社交关系。在以往的粉丝文化研究中,“自动连接”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为此,我们重点考察了虚拟偶像在某站的平台社交关系,从中发现平台界面、装置、热评机制等数字技术对男性粉丝的行为、思考和男性气质的建构,同时,基于平台特殊的文化基因,作为“技术物”的某站与男性粉丝想象男性气质产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以不可见、不易察觉的方式主动积极地引导和组织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连接。
“由技术编码的社交使人们的活动变得正式、可管理、可操作化,并且使人们可以利用平台在日常活动中制造出社交。”30平台基于对男性粉丝欲望和喜好的深度了解,更容易开发相应的工具来创建和引导男性粉丝特定的需求。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界面的设计就蕴藏着对男性粉丝使用惯习的洞察和操纵,“一个按钮就能显示你的朋友观看、收听、阅读和购买内容,同时也塑了其同龄人的品味。”31某站有移动端和网页端两种观看界面,大多数男性粉丝本身就是某站的二次元群体,作为平台元老级用户他们更习惯在网页端与虚拟偶像“连接”。
“感觉抖音界面看起来好吵,不习惯,就是喜欢用电脑看。”
“我懒得下载抖音app,抖音网页版做得挺清爽的,看起来比较爽。”
与短视频竖屏界面相比,PC端观看AS虚拟偶像直播节目或视频内容时,视觉画面显然更宽更广,也更加精细,可谓切中了男性粉丝对于虚拟偶像身体细节近乎疯狂的迷恋欲望,他们喜欢捕捉虚拟偶像那些不为旁人注意的眼神、手指和脚的细节表演。网页版的鼠标、键盘、滑动条等软件界面和物质工具为使用者获得更为逼真细腻的观看体验、更多身体快感和情感共鸣,更重要的让男性粉丝获得一种强烈的对虚拟偶像的操控感。界面的交互设计,可谓进一步强化了男性粉丝建立在色情化观看、想象、女性蔑视之上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某站吸引男性粉丝的另一种平台技术装置是粉丝个性化专属装扮——粉丝套装。套装需要购买,通常包含专属动态卡片、专属评论装扮、专属加载动画、专属进度条、专属个性主题、专属空间海报等内容。长期以来,“装扮”是女性的专属行为,“装扮的比喻性、文本性等——看起来就是女性化”32,是女性气质的一种表征。男性粉丝购买“粉丝套装”装扮自己个人主页的文化实践,透露出两种意蕴:其一,模糊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建构,体现为一种主动的文本符号意识,并与传统男性气质相对,转向一种注重表面、风格和戏仿的“边缘性男性气质”,使男性粉丝建构的男性气质似乎不再是一种稳定的、单一的、不言而喻的现实。其二,是编码技术和商业营销合谋的结果,以粉丝的积极参与完成对性别气质的操纵。一方面,AS虚拟偶像运营方和平台在“粉丝套装”商业化时采用限量版供应的“饥饿营销”和专属粉丝编号的定制化策略。因此,尽管套装内容相差无多,但专属、限量、粉丝编号等特权化的表述不断形塑偶像与粉丝之间个人化的、私密的、独占的想象;另一方面,粉丝千人千面的个性化装扮改变了某站交互界面,使每一次点击按钮、使用特效、改变个人主页背景、发送表情包都以生产性方式留下了数据痕迹。平台则提取这些数据,不断通过编码技术优化服务,取悦于男性粉丝,令他们不知不觉中在平台停留更长时间,提高点击、滑动、加载、转发的频率,生产更多的数据。如此,个体数据之间的关联所形成的数据网络同时作用于平台和男性粉丝,其结果是,平台以改善粉丝体验和服务为由,充分挖掘、导引和创造更多的男性欲望;男性粉丝则进入经过算法优化的交互界面,被所喜欢的偶像全方位包围,极大地满足将虚拟偶像私人化的占有欲。“算法、协议和默认设置深刻地塑造了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人的文化体验,尽管用户往往的确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交流实践所依据的机制”3,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利用、放大了男性粉丝对于女性虚拟偶像的控制欲、占有欲,强化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想象,同时,给予男性粉丝平等追星的假象,使“鼠人”男性粉丝在平台建构的私人化空间中解除焦虑,暂时性地获得支配性男性气质所带来的权力快感。
平台对男性气质的建构不只体现在编码技术、数据优化、算法推荐方面,而且也是平台文化的必然产物。某站创建之初,以小众的二次元文化为基础,上市后虽然不断拓展知识类和生活类内容,但二次元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基因,依然是它吸引用户,区别其他平台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是深植平台肌理的文化基因。因此,某站的内容架构就遵循了这种文化基因,呈现出不同于微博和抖音的平台社交关系。比如,在微博,任何一个粉丝都可以轻易地建群,或加入粉丝群,但在某站,建立或加入粉丝组织的申请程序极其复杂,有很高的壁垒。这使得某站男性粉丝的文化实践更依赖平台提供的技术设施,更强化粉丝个人追星而非社群力量。某站热门评论榜的算法逻辑也与微博和抖音不同,它由单位时间内的点赞数而非总点数商定,一分钟内获得200个点赞比一天内获得1000个点赞在排行榜上更靠前,这种热评机制相较女性粉丝在微博上为偶像搏上热榜要容易太多,但所获得的自信、威望以及对偶像的控制感一点也不少。
“网络平台和交互界面作为新兴的‘人/机关系的枢纽’,不仅仅是访问不同系统的路径或者方法,更是在建构媒介技术使用、媒介技术情感依附中扮演积极的操纵角色。”34某站特别的平台技术机制,迎合了男性粉丝与客体化、色情化、幼态成熟化的虚拟偶像之间那种技术的、安全的、自由的、私享的亲密关系的想象。当然,唯有在与社会相对脱嵌的理想赛博空间中,支配性男性气质被人—机关系、趣缘群体关系、平台社交关系所建构、展演和强化,但一旦重新嵌入社会政经环境,想象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将显得极其脆弱。
结语“多元社交关系”中,偶像与粉丝的关系超越了两者单一的线性关系。本文纳入了性别视角,首先,从男性粉丝追星的独特文化实践去探讨他们借由虚拟偶像所建构起来的关系想象,即客体化、色情化、柔弱化、私有化女性偶像,“人—机”合体的理想化虚拟偶像最大程度满足了男性粉丝关于支配性男性气质或者说性别霸权的想象。其次,考察男性粉丝群体之间基于理性、平等追星的集体认同,形成了与女性粉丝组织化、圈层化、氪金/消费截然不同的追星文化,发展出炫技性追星的慕强文化,在此过程中,男性粉丝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不断获得展演和操演,不断强化。再次,本文将“多元社交关系”中非人的主体——平台和技术引入粉丝性别研究,平台的交互界面、技术装置、文化基因和算法机制围绕着男性粉丝建构了表面上自然产生的“连通关系”,同时也挖掘了“平台社交”所带来的隐藏的“连接关系”,即由技术、算法所支配的网络系统。具体到平台社交中的偶像与粉丝关系,平台迎合男性粉丝的性别想象和展演,导引、放大、强化了男性性别霸权,使男性粉丝更容易沉溺于友好的、平等的、愉悦的平台氛围中,从而为平台生产更多有价值的可变现的数据。“平台通过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驯化(domestication),帮助粉丝群体达成自我身份表征与亚文化资本获取,也在利用和剥削粉丝劳动的同时,使粉丝群体沦为商业齿轮运转中的一颗颗螺丝钉。”35
由此可见,将性别视角引入粉丝文化研究,可以展现出更为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或者借用拉图尔的说法,在人—机/粉丝—虚拟偶像、粉丝—粉丝、粉丝—平台所构筑的“多元社交关系”中,管窥一个有机互动的行动者网络。男性粉丝在特定的人—机关系结构中,似乎掌握了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权力,而在粉丝—平台的关系结构中,则处于被支配的权力地位。比较吊诡的是,“多元社交关系”中存有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结构,但是,它们之间是一种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互联网平台不可缺少粉丝的内容生产和数据留存,粉丝脱离不了粉丝生态,男性粉丝的性和性别想象依托于嵌入日常生活的美萌偶像的唱跳表演。在所有的关系结构中,以本文讨论的AS虚拟偶像来看,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无疑是压倒性的。2022年5月,AS虚拟偶像官方单方面宣布成员之一珈乐因为身体以及学业原因进入“休眠”状态,随即引发粉丝轩然大波,他们愤怒抗议、激烈声讨,甚至以退粉、退平台威胁AS运营团队、字节跳动公司和直播平台,但逐利至上的资本逻辑在此显示了它们最强大的权力,一方面它们设法平息粉丝不满,另一方面却毫不让步地令珈乐如期“休眠”,残酷地戳穿了“多元社交关系”精心建构起来的欲望和想象的赛博空间,为男性粉丝留下一地鸡毛,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根本无力同资本和平台抗衡,更不可能保护他们的偶像时,性别霸权也随之倒塌,并波及男性粉丝如何看待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关系,一定程度加剧了二次元男性粉丝的“女性蔑视”情结,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1尹一伊:《粉丝研究流变:主体性、理论问题与研究路径》,《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1期,第53-67页。
2Turner,G.,Understanding Celebr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13,p103.
3吴炜华:《身体迷思、族群狂欢与虚拟亲密关系:“女友粉”的媒介社会学考察》,《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32-43页。
4詹俊峰:《从“小鲜肉”现象看男性身体的表征与物化》,《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47-52页。
5(6)(7)(8)[美]R.W.康奈尔著:《男性气质》,柳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页、第232页、第106页、第299页。
6(9)参见:李镓、陈飞扬:《网络虚拟偶像及其粉丝群体的网络互动研究—以虚拟歌姬“洛天依”为个案》,《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第20-25页;宋雷雨:《虚拟偶像粉丝参与式文化的特征与意义》,《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26-29页;陆新蕾,虞雯:《虚拟偶像粉丝群体的消费文化研究——以虚拟歌姬洛天依为例》,《当代传播》,2020年第6期,第75-78+112页。
7(10)Hills,M.,From Para-social to Multisocial Interaction:Theorizing Material/Digital Fandom and Celebrity,Oxford:John Wiley&Sons,2016,pp.463-482.
8(11)张世超、胡岑岑:《粉丝、平台、资本与国家:多元互动视角下的饭圈反黑及其治理》,《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7期,第132-140页。
9(12)(15)[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0页、第54页。
10(13)(16)(17)(30)(31)(33)[荷]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2页、第12页、第35页、第13页、第13页、第35页。
11(14)Kaplan,A.M.&Haenlein M.,Users of the world,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Business horizons,vol.53,no.1,2010,pp.59-68.
12(18)[意]科西莫·亚卡托:《数据时代可编程未来的哲学指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第10页。
13(19)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26-33+128页。
14(20)爱奇艺全国创意策划中心:《2019虚拟偶像观察报告》,2020年2月,https://er.szlib.org.cn:443/rwt/331/https/NVYGE55QNMZUCPBPMNYXN/html/2020/0220/8120130107002076.shtm?code=021Ui3100MNydM1uk14009lol42Ui31K,2020年2月22日。
15(21)A-SOUL_Official:《给A-SOUL粉丝的公开问卷》,2021年7月,https://er.szlib.org.cn:443/rwt/331/https/P75YPLUYNJ6C6Z5P/report/124666614.ASpx,2021年7月20日。
16(22)[日]田中秀臣:《AKB48的格子裙经济学:粉丝效应中的新生与创意》,江裕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第180页。
17(23)Black D.,The virtual idol:Producing and consuming digital femininit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2,pp.209-228.
18(24)(25)(27)(28)[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2页、第15页、第16页、第23页。
19(26)[美]R.W.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20(29)刘霓:《技术与男性气质:应予瓦解的等式——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66-72页。
21(32)Tania Modleski,Feminism Women:Culture and Criticism in a"Post-feminist"Age,New York:Routledge,1991,p.101。
22(34)马中红、胡良益:《无限连接:网络平台技术逻辑下的亚文化“出圈”现象》,《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6期,第21-29页。
23(35)朱丽丽:《数字时代的破圈:粉丝文化研究为何热度不减》,《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1期,第119-127+160页。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第11期,转载自用侵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