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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观点:胡泊:指间流淌千年岁月

胡泊正在修复古籍。受访者供图

【奋斗者 正青春·一线故事】

走进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室,时光仿佛慢了下来。一卷已修复完成的敦煌遗书静置在工作台上,熟黄色的卷轴里,千年岁月徐徐流淌。


【资料图】

拍照、制定修复方案、拆揭书叶、选配加工补纸、调制浆糊、修补书叶、压平书叶、复原装帧……工作室里,这些工序周而复始地上演。不一样的是,一件件来自不同年代、装帧样式各异的古籍,经过修复师的各类修缮,重获新生。

“我是2008年从中国地质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来馆里工作的,从事古籍修复工作14年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告诉记者。

历史学、文物修复、化学、材料学、美术等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在古籍修复行当都用得上。

胡泊还记得,当学生那会儿,他曾听过国图古籍修复师在北京大学开设的公开讲座,朦朦胧胧地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向往。

然而,听起来令人神思缥缈、纵横古今,干起来却需要一板一眼、踏踏实实。

胡泊的职业生涯是从练习打浆糊、齐栏、托纸等基本功开始的。刚开始工作时,三位老专家和他共处一个办公室,手把手教他每一道古籍修复的基本工序。“连调浆糊掺入的水,添加什么、不添加什么,都有仔细的讲究。”胡泊回忆。他还赴北京故宫博物院,学习古画修复技巧。

从练好基本功到独立负责小型古籍修复,再到主持大型项目、负责整个工作组的工作,胡泊经历了14年的磨砺。常年不变的,是他对古籍修复事业的敬畏之心。

“古籍的保护与传播,事关中华文脉的传承。这个行业,看起来做的是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但实质上是为中华文脉‘续命’的事业。”胡泊神色严肃。

敦煌遗书,年代跨越4至11世纪,是研究相关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修复前大多残破不全,修复后已能满足长期保存和古籍数字化的要求;西夏文献,存世稀少,2015年入馆的一批粘连严重,经4年多努力,80余件被修复,随着书叶的打开,一扇新的学术之门渐次打开;《永乐大典》,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成书于明朝永乐六年,2022年1月针对该书“湖”字册古籍的修复工作正式启动……工作14年,胡泊参与或主持修复的国宝级文物已近300件。

工作多年,胡泊初心不改,仍会为破解一个具体的技术难题感到兴奋。最近,让他感到高兴的,是组里的青年修复师们,摸清了“库瓷青纸”的染制工艺。

“瓷青纸是明清时专门为宫廷里特制的一种染色加工纸张,主要用于抄写佛经,后来也被用来做书的封皮。它是紫青色,会泛出一种红光,制造工艺已经失传多年,国内剩下的纸基本收藏在国图。过去我们认为它是刷染,后来经过考证,发现它其实是浸染出来的。我们照着相关程序,终于造出了和古籍原件效果一样的纸张。”胡泊介绍。

作为小组负责人,胡泊时常要敲定古籍的最终修复方案。有时候,也要凭多年经验作出判断。

“比如修复敦煌遗书时,需要为原件抄造并加工修补用纸,这个过程需要掌握敦煌原件用纸的纤维和染色材料的成分。做初期检测时,怎么测也测不出有填料的成分。但是,不添加填料肯定不能呈现和原件一样的效果。最终我们决定,还是添加填料。后期,通过改变检测方法,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通过添加填料,我们制作出了与原件更为匹配的补纸。”胡泊说。

由于全面掌握了常见中国传统类型古籍、字画的修复技法,并带领团队进行创新,解决了很多困扰行业的问题,国家图书馆常会收到国外同行的咨询。“比如《永乐大典》的修复方式,就有美国国会图书馆通过我国外交部来问询。”胡泊说。

身处国家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这样一个平台,胡泊时常思考的,不仅是一个工作室的发展问题,还有行业的使命与未来。

“纵使每年的修复数量已经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但国图22位修复师一年修复的古籍总数量,目前也只能达到2000余册件。相比我国3000万册件古籍三分之一待修复的存量,我们的力量还太小。”胡泊说。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将目光投注在新科技领域,希望有一天能运用新的技术为古籍修复提速。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胡泊还致力于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2019年,他获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博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2021年,他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聘用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

其实,这位传习导师,也是一位80后的年轻人。

由于媒体等多方关注,古籍修复行业像一块被重新发掘的古玉般绽放出异样光彩。然而,胡泊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需要经年累月坐冷板凳的清寂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首先就要有心理准备,这不是一个能成名获利的行业。一个年轻人,一定是出于对古籍修复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才能干得长久。唯有笃行不怠,才会不负时代。”胡泊说。

(记者 韩寒)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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