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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贞观之治”是这么来的(子曰诗云)

给皇帝进谏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哪怕皇帝欢迎臣下这样做。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待帝王,多是顺从而不敢违背,用甜言蜜语来博取帝王的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得隐瞒己见,要依次说出我的过失。”

长孙无忌、唐俭等人深谙明哲保身之道,说:“陛下用圣德教化,使天下太平。在我们看来,您没有什么过失。”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可有位黄门侍郎刘洎不藏着掖着,径直答道:“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正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说那样。但不久前有人上书进谏,遇到言辞内容不合您心意的,您就不依不饶,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之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鼓励进谏的办法吧?”

唐太宗听后说:“你说的这话很对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这个故事来自唐代古籍《贞观政要》,从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真心希望臣下对自己直言不讳,提意见、出主意,从而改进治理方式和策略。

后人总结“贞观之治”的经验,其中一条必然是唐太宗君臣之间坦诚相见,一方诚心进谏,一方虚心纳谏,从而产生治国理政的真知灼见。尤其是李世民和魏征之间发生的那些故事,国人耳熟能详。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些,要感谢《贞观政要》提供的文献资料。

作为一部政论性著作,《贞观政要》不长,全书10卷40篇,8万多字。作者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人。其为人,性格爽朗,正直不阿,勤奋好学,对经书和史学都有一定研究,特别是对历史学有较深的造诣。约在武周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前后,吴兢被召入史馆,与当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徐坚等人一同编纂史书,并成为亲密朋友。

武则天之后,吴兢看到朝政弊端丛生,矛盾重重,认为需要提醒继任者不要忘记祖先创业的艰难,尤其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作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因此搜集了唐太宗和45位大臣的主要言论,分门别类,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成书,并于唐玄宗时期将书呈上。

从全书来看,多篇涉及君主政体、行政伦理、行政效率、行政编制、行政问责、行政监督、行政制衡等思想,譬如第一卷的《君道》《政体》,第二卷的《任贤》《纳谏》,第三卷的《君臣鉴戒》《择官》,第五卷的《仁义》《公平》《诚信》,第六卷的《俭约》《谦让》《奢纵》《贪鄙》,第八卷的《务农》《刑罚》等。这些行政思想的核心和要旨,集中在民本和仁政上。尤其前者,是“民为邦本”这一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延续。

作为封建君主中的开明者,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认识到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老百姓,民心向背才是王朝命运的决定性力量。这个理念是他通过纳谏得到不断加强的。

据《政体》篇记载,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魏征对唐太宗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这一关于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给唐太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多次用这个道理来教训自己的子弟。有一次他看见太子乘舟,就对太子说:“汝知舟乎?”太子回答:“不知。”唐太宗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从这些鲜活的对话能看出《贞观政要》的行文特色——叙事简核,文笔洗练,材料多具故事性,言近旨远。虽然是千余年前的人事,当今读者也容易懂。

由于吴兢编书的着眼点在于以史为鉴,“义在惩劝”,因此,对史事的编年问题未作过细的推敲,错漏之处不少。同时,由于历代辗转抄写,堆积了大量讹误。元朝儒臣戈直,对《贞观政要》作过一次细致的整理,并加以注释。他的本子比较完整,流传最广。

书成后,《贞观政要》被列为皇子皇孙的必读书。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奉为经典,反复阅读。宋仁宗赵祯非常欣赏唐太宗任人以“德行学业为本”。元朝皇帝多次提起该书,并请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穆宗时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外,每天中午都请人讲授《贞观政要》。明宪宗朱见深还为之作序,推崇有加。清代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约在9世纪前后,《贞观政要》传到了日本。他们模仿中国也把《贞观政要》定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材。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此书。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17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

虽然吴兢编书的直接目的没有实现——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唐代自此走了下坡路——但给后世、给世界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文献。

(责编:李依环、郝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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